爸爸留下遗书，说，把他和妈妈的骨灰都撒海里。

作为上海人，提到海，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海，是黄浦江。黄浦江真是黄色的，上有拖船、驳船、轮渡、邮轮、散货船、集装箱船。黄浦江的气味并不难闻，有浑厚的江河腥味，也有莫名的铁锈味，像是没被水手拖干净的远洋轮甲板，堪称大气，令心绪自然而然顺着河道飘至出海口，对海运，对远方的大陆，有无穷的想象。相比之下，苏州河的臭味，则充满人体排泄物的生活臭，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河还很臭，而且臭得很日常，就像臭水沟、倒马桶的粪尿、下雨天回返的阴沟水，都是能轻易辨认出的臭味，而且逃不掉，离不开，如影随形，只觉得静止，无奈，令人晕眩。

我不可能把父母的骨灰撒到黄浦江或者苏州河里，那和海葬差别也太大了，那肯定不是爸爸想象中的海葬。百川归海，但百川毕竟和海还是有区别的。

爸爸是个浪漫而暴躁的人，难为他一辈子生活在上海的鸽子笼里，蝇营狗苟。六七十年代造的老公房，简陋的一室一厅，却也是他和妈妈家里两方面的积蓄千辛万苦拼凑出来的结婚用房。长安居，大不易，自古是这样，上海这样的国际级大都市，也是一样。他和我，和妈妈，有过开心的时候，也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但最后给我出了个难题。海葬，第一，情感上很难接受，第二，操作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妈妈生病死后，爸爸和妈妈娘家人闹得很僵。他们互相推诿责任，舅舅们说是因为爸爸长期以来对妈妈不好，不体贴，导致妈妈早逝，子宫癌加胃转移，一听就是情志病，女人情绪不好，感情不圆满，就易得子宫上的病。爸爸不善言辞，脾气火爆，他认为舅舅们假惺惺且自私，在妈妈病时，很少付出实际的照顾劳动、金钱支持，只会花言巧语，挑拨夫妻关系，从此他和舅舅们不相往来。

我从小常和妈妈去外婆家，和舅舅们有不少温馨回忆，但这种决裂时刻，我只有坚定站在爸爸这边。爸爸只有我了，这样做，我念头通达，觉得自己是讲义气。日后读到村上春树那句，“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才知道当年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做出这样一种选择。任何事情，经过文学家的讲述，就变得清晰而优美，但不管有没有文化，心里壮烈的感觉是一样的。

妈妈死前很怨恨爸爸，生命的最后时分，她回到娘家，被娘家的亲人们围绕。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们在妈妈面前猛说爸爸的坏话，妈妈也深以为然。她一辈子开朗活泼，工作认真热情，婚内勤勉柔顺，只有死前怨恨结心，觉得她这一辈子，就是不值得，从糯米团子瘦到脱相，认不出。在医院见她最后一面，嘴巴半张，脸颊凹陷，很陌生。来搬运遗体的工人们说，她身体很重，是舍不得离开人世。其实她已瘦脱形，能有多重，原本一百二十多斤的体重，到最后，八九十斤最多。我默默想，天不遂人愿，原来这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妈妈还很年轻，刚到中年，长相甜糯，事业有成，受到几乎所有人的爱恋，同时自己也不想死，但还是死了。

妈妈的遗愿是和她爸爸，也就是我外公，葬在一起。舅舅们说，外公太喜欢妈妈，所以去世没几年，把妈妈也带走了。这种说法挺可怕的，好像极度的宠爱会带来死亡，我不爱听，大脑屏蔽之。他们出钱给妈妈买了一块墓地，在我外公的墓地旁边，但我爸爸拒绝交出骨灰，也不落葬，就把骨灰盒放在自己床头，日夜凝注。舅舅们说，人死了要入土为安，爸爸这样做不好，不吉利。但我不熟悉这些地面规矩，也就一听，我也管不了我爸，他一向是想怎样就怎样。我对舅舅们买的墓地亦无甚感激之情，这一点上，我和爸爸的想法相近，对人好，要在生前，身后极尽哀荣，与死去之人无关了。

我后来上了大学，周末回来，往往看到爸爸以手枕头，人躺在沙发上，望着妈妈的骨灰盒，呆呆出神。他不理我，也不工作，不做家务，除了思念妈妈，就是喝高度白酒。我觉得他深情，也从心底里认可情深之人，只是这种深情，未免也太消极了一些。最主要的是，我们还很穷，穷人的深情，很像是在逃避现实生活，也会给家人带来不便和灾难。他宁可躺着思念妈妈，也不愿起来洗一下衣服，整理一下房间，或者至少对我和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