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我一直想查到其出处，但未查到，那就是“好翻译是查出来的”。我查到的最早版本，是“中国译典”总编奚德通2007年在博客里说的：“好翻译是‘查’出来的”（奚德通：《我的翻译博客》，2007年11月14日文）。这句话有一些其他“翻版”，比如“翻译高手不是翻出来的，而是查出来的”（甲申翻译公众号，2017年8月29日文）。

应该承认，这句话单拎出来说，不能服众，肯定会在翻译界引起争议。就连奚德通本人也承认：“做译审多年，这是我批评同事时用得最多的，也是同事们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是因为这句话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只要译者拥有可靠的工具书或好的查找资源，翻译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上，所谓“好的翻译”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而“查”仅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而已。

在世界军人运动会（简称“军运会”）翻译中心当审定专家时，我对这句话的真正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想要把一个自己不懂的词儿译到位，就必须知道它的含义，方有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词；而想要知道它的意思，似乎只有三条路可走：“查”“问”“猜”。这里的“查”是专指“查找工具书和其他资料”。

注意，这三个字常常是有先后顺序的。能确切“查”到的，自然就用不着再去“问”了。只有在查也查不到，问也问不到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才会采取“下下策”：“猜”！所谓“猜”，说好听一点，叫顾名思义；说得难听一点，叫望文生义。

查，自然首先查词典。正是因为如此，一个翻译人员手头常常得有一些必备词典。黄友义曾专门讲述过这个问题：

“多少年来，为了当好翻译，人们不断地收集词典。作家笔下的一个人名、一首歌曲、一个物件，都可能需要译者翻阅好几本词典。在一次翻译研讨会上，有位发言人说他有86本词典；一位同行说他这辈子收集了400多本词典。我想起自己的情况，我单位的办公室，家里的书房、客厅、最显眼的书架上摆的都是词典，加在一起，也超过200本了。我看到有的作家最显眼的书架上摆放的是文学名著，而翻译家最显眼、最方便的书架上通常都是各类词典。”（黄友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中国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外文出版社，2022，35—36）

我们这一代的翻译工作者，一接到到外地参加某个大型外事活动的任务，本能的反应就是赶紧带上可以备自己随时查用的资料，这里面当然不止词典了。资深翻译家过家鼎的一段经历就很典型：

“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1971年10月25日）后的一周时间内，我国政府当即决定组派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接受中国的席位，并参加正在进行中的第26届联大。11月2日，我接到参加代表团工作的通知，出发日期是11月9日。……我负责翻译组的工作。……我们这几个人要负责所有的口译、笔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直至印刷、装订等等，而且必须准备一下飞机后即开展工作，没有一个先遣筹备的过程。这在我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出访活动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各种工具书、字典要带上；十几年的《北京周报》合订本要带上；我国政府历年的重要声明中、英文本要带上；打字机要带上；还要带一些基本的文具用品……在准备过程中，生怕有一处疏忽或遗漏。当时真恨不得把北京的翻译机构全部搬去，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过家鼎，《初进联合国》，载万经章、张兵主编：《风云际会联合国》，新中国外交亲历丛书，新华出版社，2008，31—32）

纸质词典目前正逐渐地被电子词典、网络词典等所替代，尤其是在手机上查词变得越来越便利，查资料的来源也越来越多。但这方面不管如何进步，“查”仍是第一步。不查不问，翻译上往往会出问题。

例如，在某市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运动会赛事准备阶段，一位译员翻译了一篇文字，该篇文字表明将要在该市召开“各代表团厨师研讨会”。这下子把看译文的组委会领导完全整懵了：虽说国际运动会确实离不开大厨，可是厨师问题真有这么重要吗？难道还要专门开一个正式的厨师研讨会？

最后才发现，这完全是译员的误译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