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后，田间的青翠已经尽褪，大地呈现出一片萧瑟之景。在温室大棚和生鲜超市普及之前，如何捱过漫长的寒冬，是古人每年都要面临的严峻考验。当田里的庄稼收割殆尽，智慧的先民便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不起眼的野菜，将其采收、晾晒、储藏，作为度过寒冬或荒年的重要储备，这其中蕴含着“食尽其材，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

提起野菜，人们多半会以为它们只是乡野百姓的谋生智慧，但鲜为人知的是，将这些救荒植物的知识系统化，进而著书立传加以推广的，竟是明朝的一位皇子，他的这本“野菜食用宝典”，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度荒经验与植物学遗产。

编写《救荒本草》始末

这本书叫《救荒本草》，是明初周定王朱橚（1361—1425年）组织编写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本草学著作。朱橚为安徽凤阳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虽为皇子，却也是明初杰出的方剂学家和植物学家。他青年时即爱好医学，曾组织人编撰《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等医药书籍，其中《普济方》多达168卷，收集药方61700多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方书。本文着重介绍他在植物学上的重要成就—《救荒本草》。

明洪武三年（1370年），九岁的朱橚就被封为吴王，与他另外三个兄弟一起驻守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于开封。据《明史》记载，朱橚好学多才，胸怀大志。他在政治上表现开明，在封地做了很多有益民生的事。但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他曾因擅离封地返回凤阳引起其父朱元璋的不满，被贬至云南边陲；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得到父亲原谅回到开封；建文元年（1399年），他又被控告有谋反行为，被侄子建文帝第二次流放到云南，后被禁闭在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其胞兄朱棣在北京登基后，他才复职回到开封。尽管遭遇上述打击，但在多次流放过程中，朱橚得以亲眼目睹社会经济饱经战火摧残，亟待恢复；各地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经常遭遇饥荒与瘟疫。返回封地后，为扩大食物和药物来源，朱橚投身于对野生可食植物的考察研究之中，并组织了一批学者编写《救荒本草》与《普济方》。

朱橚博学多才，堪称一位出色的科研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他的主持下，学者们在方剂学和救荒植物学方面进行了空前的研究。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聚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如长史刘醇、教授滕硕和良医李恒等；此外，为“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于他藩”打下了坚实基础，进而为上述图书编撰工作创造了条件。《救荒本草》全书共二卷，记载植物414种，其中除见于以前本草著作的138种，新增276种。一次性增加这么多的植物种数，在我国古代的本草著作中可谓罕见。按书中分类，有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大都见于当时的开封及其周边地区。

在植物学方面的成就

《救荒本草》中记载的见于以前本草著作的138种野生可食植物，不少来自宋代的《图经本草》和《本草衍义》；有关其食用制备方法，也见于《食疗本草》等著作；此外，书中所述的一些植物减毒处理方法，显然也受到传统本草著作的启发，凡此可以说明此书与以前本草著作的密切关系。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纂仅以野生可食植物为收录标准，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著作有所区别。作为一本记载野生可食植物的专书，它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标志。

要编写植物学方面的著作，首先要辨识植物，在这方面，朱橚等人做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先从民间实地调查各种野生可食植物，弄清楚它们的分布和生长环境。然后组织人手，将在各地收集采购的400多种植物种苗“植于一圃”，也就是种在一个专设的园子里，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就可以随时对各种植物进行“躬自阅视”，详细观察植物的形态特征，以及其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全过程。有了这样的植物园，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处理、制备技术时，取也就十分方便，这在当时显然是很先进的工作方法。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我国在周代时已有果菜园，唐代时有药园，但它们都属于生产性质，而朱橚的“圃”则纯粹为认识植物形态和性质服务，这在植物学发展史上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