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强调新闻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民本智慧及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闻事业“群众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内涵，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范长江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人民性”传统的早期范式。

一、范长江新闻思想中群众观的理论渊源

范长江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一方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这一科学理论之上。二者的辩证统一，共同塑造了其群众观独特的价值取向、理论内涵与实践品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智慧，为范长江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奠定了深厚的“人民性”伦理基础。

1．重民贵民。“重民贵民”是中华政治思想史之核心命题，其渊源可溯至殷周之际。《尚书·泰誓》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已将民意视为天命之表征。周公鉴于殷亡，提出“敬德保民”，将政治正当性由“帝命”移至“民心”。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子竞起，而重民贵民之论愈张。孔子倡“仁者爱人”，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国次第；孟子更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确立民之至上地位。宋明理学阶段，重民贵民被纳入天理体系。程颢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将民之生命提升至宇宙论高度；朱熹则于社仓法中寓养民之政，使恤民成为国家与宗族之共同责任。明清时期，顾炎武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政治责任下放至庶民，贵民遂兼具权力与义务之双重意涵。近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虽最终未实现，其价值和意义影响深远。

2.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建立在独特的天命观基础上。周初统治者在解释政权更替合法性时，创造性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政治哲学命题。先秦儒家将“民心”界定为“天意的经验化呈现”。孟子引用“天听自我民听”，使超越性的“天命”通过民意获得可观测性；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则进一步把“民”设定为权力转移的唯一正当通道。传统政治思想同样重视民心失却的警示作用。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形象揭示了民众力量对政权的双重作用。贾谊在《新书·大政》中详细论述了“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的历史规律，强调民心向背对政权存亡的决定性影响。历代史书通过记载王朝兴衰，特别是通过描叙商纣王“暴虐滋甚”、周厉王“防民之口”、隋炀帝“穷兵默武”等历史教训，反复验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规律。

3．顺民心而治。“顺民心而治”的思想建立在独特的天人观基础上。《尚书》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将民意纳入天命解释体系。《诗经》作为“王者之师”，其中“国风”部分就是通过民间歌谣来观察民情的重要载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主张“修己以安人”，将政治治理与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理念，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才能实现真正的善治。这种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使“顺民心”成为统治者的道德责任而不仅仅是政治策略。管子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对民心的准确认知成为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唐代设立谏官，“掌谏诤得失”，宋代设置登闻鼓院，使“下情上达”制度化。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范长江新闻思想注入了革命信念，明确了新闻工作的根本立场与实践方向。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非由少数英雄或“绝对精神”推动，而是由“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构成，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主体力量，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历史的前提是必须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广大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人、工匠、工程师等—一通过其体力和脑力劳动，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所必需的一切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因此，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其次，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为精神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手段和条件，为精神生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和灵感，因此，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源泉与最终创造者。同时，历史的飞跃性进展往往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而任何一场真正成功的社会革命，其最深广的力量源泉必然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意愿、选择和行动，最终决定了社会变革的广度与深度，塑造了历史的基本走向和面貌。因此，人民群众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2．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淬炼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伦理基石、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将其凝练为党的核心伦理，在价值层面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既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财产权前提，又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等级秩序预设，使“服务”成为政党与国家权力运行的唯一正当性尺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

3.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制度结晶。《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一切为了群众”，规定了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指向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价值归宿与终极目的；“一切依靠群众”，承认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指明了力量源泉与主体地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构成了连接价值与力量、目的与方法的实践桥梁与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