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如何作用于现实，是新闻学的重要母题。对此，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回答：一种是“反映论”，认为新闻理应反映和呈现客观事实，并将其视为新闻之根本；另一种是“建构论”，认为新闻应该服务于现实目的，应该成为改造现实的建构性力量。

“反映论”在理论层面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新闻自诞生以来总是与“事实”捆绑在一起，新闻真实性的绝对地位使得新闻的“本体论”更多是为了防止现实的因素对新闻本身的侵入，而非承认新闻对现实的能动作用。这从新闻伦理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但从根本的哲学层面而言，“反映论”难以解释另一个问题：如果新闻只能“反映”现实，其何以能够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直接介入并塑造现实进程？

与“反映论”的理论意味不同，“建构论”更多体现在新闻实践之中。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新闻被视为能够深刻影响现实的重要工具，这一理念深植于党报理论的核心。换言之，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并非对世界的静观与摹写，而是一种能动的、介入现实的实践行动。然而，“建构论”也带来了新闻与宣传的边界问题，以及忽视新闻真实的潜在风险。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与张季鸾的战时新闻观念正是上述两种路线的具象化。在战争时期的极端情境中，对新闻现实效用的强调被推向极致，也让“反映论”与“建构论”的矛盾关系凸显出来。通过两者的差异以及范长江新闻观念转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路线间极具矛盾性但又相互纠缠甚至转化的深层关系。

“写史论”还是“做宣传”：战时新闻的两条 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曾言：“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这一论断指明了新闻事业与抗战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抗战大后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战斗状态。冯玉祥在《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的贺文中写道：“抗战四年半来，新闻战士，在前线，在后方，不分昼夜，冒危险，忍疲乏地从事工作，这种精神，真是极可钦佩的。”[2可见，在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不是纯粹的新闻记者，而是特殊的“新闻战士”。战争时期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范长江所说：“当战争紧张到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新闻工作的影响就显著了。一个电报，一篇通讯，一篇评论，都即刻要深切影响读者，影响读者对于战争的态度，影响前方军心，影响后方民气。”[3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938年1月，范长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的文章，“呼吁建立战时统一新闻指挥机关，确定新闻原则，加强新闻界之组织，从事新闻记者之训练”[4]。

张季鸾曾表示，战争爆发以来其在《大公报》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抗战到底”四个字[5，他指出：“自己的全部工作就是给国人‘打气’。”尽管了解到很多内情，内心非常忧虑，甚至对一些情形也非常不满，但在公开发言和主持报道时他仍很克制]。

而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主张对一些黑暗面进行披露和报道。他认为，战地记者不能以为只写写战报，就算尽到了记者的责任，必须注意抗战整体，研究各种新现象；同时，“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张季鸾认同新闻记者的言行要为国家民族尽责，但认为一味地“揭黑”恐令国人失望进而丧失斗志，因此主张通过正面宣传以“鼓舞士气”，毕竟“我们这是在做宣传，而不是在写史论”[]。

“做宣传”与“写史论”折射出战时新闻工作的两种观念。新闻究竟应当成为主动介入战局的“武器”，还是坚持客观记录现实的“史家”立场？这是两种不同的新闻理念和实践路径：前者强调新闻应当服务于特定目标，发挥其宣传引导功能；后者则坚持新闻应当恪守客观记录的本分，为历史留存真实的底稿。这两种理念正是“建构论”与“反映论”两种新闻观在战时特殊语境下的具体呈现。

尽管两种路线有所不同，但其实是从不同的逻辑通向了同一个目的，即都是希望发挥新闻的作用以肩负起抗战的民族使命。抗战期间，《大公报》曾短暂失去民间报纸的身份。即如张季鸾所言，“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10]。面对国内外盘根错节、党派林立的战时形势，《大公报》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误解，因此作为主编的张季鸾不得不极度谨慎。那一时期，社论中常见犹豫甚至矛盾的文字，这是张季鸾和《大公报》处于时代夹缝中“苦斗”的见证，也是张季鸾对社会政治的长期观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惨烈经验的结果]

范长江的新闻观念也深受时局影响，他对“写史论”式新闻实践的重视与其早期职业身份认定有关。在战争爆发之前，他曾在《西北近影》中说：“我的职业是‘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我们自由职业的人不反对人家有党派，但是自己不愿意有党派，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2但后来随着战局的演进，及其成为共产党人，范长江逐渐由“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转向“新闻参战者”，其新闻思想与理念也从原本的自由主义思想转向“战时新闻学”[13]

“战时新闻学”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新闻界兴起的普遍性的新闻思潮，其核心理念是“强调新闻的工具理性”，即认为，在全民同仇敌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一切学理，包括新闻学在内，都要发挥其本身具有的战斗性，成为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新闻工作者必须义无反顾地放弃所崇奉的“超然”“客观”与“独立”，与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4]。范长江转向“战时新闻学”的主要表现就是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战时新闻事业责任与使命、战时新闻工作性质与任务、战时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与要求、战时新闻自由的控制与限度等的认识、观点与看法[5]，而他自己也逐渐认同了战时新闻的宣传路线，明确提出“新闻工作的功效重宣传”，而“宣传的本质是在扩大行动影响，指导行动的方向”[16]。

范长江最终从“写史论”转向了“做宣传”的路线。由此，其所理解的新闻不仅是战争的记录者，还是抗战总体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能够与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紧密配合的“倡导行动”。战时的新闻实践在极端条件下将新闻的“建构”面推向了前台，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极为强烈的话语实践。而范长江不论是坚持“写史论”的路线，还是转向“做宣传”的实践，其都意在服务于抗战的总体性目标。范长江后来的新闻思想也足以表明，在他这里，“写史论”与“做宣传”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能够统一于某一目的的双重维度。

二、事实“反映论”：“建构”作为潜意识话语

追根溯源，“反映论”的视野根植于对新闻事实性的强调，并首先体现在对新闻本质的理解之中。1919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将新闻定义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17]。徐宝璜认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18]可见，徐宝璜将新闻视为事实，不过是经过筛选后的事实，而筛选的标准是“多数阅者所注意”。这一筛选标准的设定包含了双重含义：在显性层面，它是一个操作标准，意在说明什么是新闻及如何选择，解决“不必事事皆新闻”的问题；在隐性层面，它是一个哲学命题，即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它可以被人注意从而被选择，但不可被“办报之主者”一一编辑、记者更改、制造或歪曲，否则就不是事实，也就不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