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临近母亲忌日，总会有种特别的感觉，或是白天蓦然念起，或是夜半梦里相见。我想那一定是娘的心灵感应。只是常年在外，为生计身不由己，好多年都没能到母亲墓前尽孝了。往年忌日前几天，弟弟总会来电说你忙就不用回了，我们替你烧纸就行了。今年则直接问我：“后天你回来吗？”

后天就是吗？难道我忘了？即使我忘了，母亲也会给我托梦的啊！

一

母亲命苦，七岁时姥姥就过世了。回想起来，有娘爱没有姥姥疼的童年我都觉得缺憾，那母亲没有娘的童年又是怎样的苦啊！童年的很多细节，伴着流年似已模糊。但北风呼啸的初冬之夜，母亲通宵达旦做棉衣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着母亲一针一线缝来缝去，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缝。天快亮时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母亲还在缝着。一夜大风，气温骤降，早起穿上新棉袄棉裤，暖暖和和的。那是母亲一夜没合眼赶出来的啊！我还记得，母亲在煤油灯下熬了整整一夜，烟油都吸到了鼻子里，无意间一碰，鼻子都是黑的了。

麦收时生产队割完麦子，麦茬地里会有零落的麦穗。本村捡完，母亲便带着我到西边村里去捡。滏阳河边，烈日炎炎，母亲一直弯着腰，找丢在麦茬地里的麦穗，半截衣服都让汗浸湿了，却让我在一座小桥下躲阴凉，记得桥桩上还有粉笔写的“毛主席万岁”。长大后我才知道，为捡那几斤麦子，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呢！

到了秋天，生产队里刨红薯，一铁锨下去，会有一嘟噜红薯提溜出来。那种“收获喜悦”一闪而过，随之则是难熬的“红薯季”。因为家里粮食少，要留到最缺粮的冬春去吃。红薯存放不住，就要在它变坏前吃掉。于是，接下来的近两个月就只有红薯了。一天三顿，除了红薯，还是红薯，连半块窝头都成了奢望。至今我看到红薯的第一反应，依然是胃里泛酸。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母亲省吃俭用，有点好吃的都是给父亲吃，给孩子们吃。一年中难得吃上几次肉，母亲总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我，还说自己不爱吃肉。记忆中只有一样东西母亲比较喜欢，就是绿豆粉皮。我曾问母亲为什么爱吃，母亲说：“好东西谁不爱吃！”在母亲眼里，绿豆粉皮是上品好物。我至今偏爱绿豆粉皮，遇到同样喜好的便陡生好感，都源于此。

二

什么时候能吃饱的已经记不清了。比较突出的印象是，村里谁家娶媳妇吃上白面馒头了。后来才明白，是生产队改成包产到户后，粮食打的多了，才吃饱了饭。而我一个农家子弟，能够告别土地成为挣工资的公职人员，也是缘于邓小平推动的恢复高考。

参加工作后有次去市里出差，中午在二层楼的邢台饭庄买了一份水煎包。应该是服务员给多了，我吃了一多半，还剩几个没吃完。说不清为什么，我竟把那几个包子丢在了那里。午饭后回县里，长途汽车正好路过我们村西，我就下车步行回家。我向父母说起中午在市里吃的水煎包，母亲虽然自己没吃，但对儿子能吃点好的还是很高兴。当听到剩下的包子放在那里时，母亲说：“你为啥不带回来呢！”

母亲问话时，并无过多斥责，却让我羞愧难当，羞愧至今。那一幕很多时候我以为忘了，但在许多时候又总会想起。母亲之问，让我不敢忘记自己的饥饿童年，不敢对吃的东西有半点不敬。

三

在县里工作几年之后，1985年我到省城读书。两年后调到省直机关。也许是命运眷顾，我由一名县里干部变成了省里干部。这些都缘于一位老乡的偶然举荐。母亲老早就教导我，啥时都不能忘帮过自己的人。贵人也许已经淡忘对我的提携，但我一直铭记。

从县里调到省里，认识的人都向我祝贺。父母亲也认为那是更有奔头的事，也都很高兴，尽管离家远了。此后的岁月，我工作在省城，但抽空就往老家跑。开始是我一个人，后来变成我和妻子两个人，再后来变成了一家三口。特别是每次带着女儿回来，母亲都是倾其所有千方百计让女儿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