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年轻时每读到白乐天这首小诗，素不善饮的我总不由得也想来一盅，尤其在北风呼啸的雪天。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清乾隆年间，绍兴商人从绍兴水运黄酒至上海销售，在小东门外沿黄浦江一带和城内商贸稠密区域开设了不少酒栈酒馆。而今天仍在营业、历史线索还算清晰的“王宝和”则告诉世人：作为这一行的代表性企业，两百多年前它就在上海

滩风生水起了。

“王宝和”由一对来自绍兴的王姓兄弟创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 年），最早开在南市咸瓜街，后来兄弟分家，花开两枝，一家叫作“王宝和”，另一家叫作“王裕和”。清咸丰二年（1852 年），“王宝和”迁至盆汤弄，1936 年再搬到四马路，即今天福州路和浙江路的转角上。“王宝和”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时期的绍兴酒馆还有“王恒豫”“同宝泰”“善宝泰”“言茂源”“老同顺”“醴香阁”“高长兴”“永济美”“丰豫泰”“章同茂”“章豫泰”“章东明”“章月明”“全兴康”等。这些酒馆或者在绍兴有自己的酒坊，或者由可靠的酒坊供货。

老城厢（上海开埠之时，位于今天黄浦区东南靠近黄浦江边的上海县城，被称为“老城厢”）也有深巷酒香，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写道：“酒店，南市很多，是专门供应热酒为主，门前都摆满了作为下酒的小菜，不外乎发芽豆（俗称‘独脚蟹’）、咸水毛豆、盐紧豆、豆腐干、拌海蜇、拌乌笋等，随客取用，每碟不过铜元二三枚。在这类酒店中，约三五知己小饮，要是由一个人会钞的话，也不会超过大洋一元。如此看来，在那时的上海南市的人，生活是很简单而舒适的。”

城隍庙是上海市民文化的原点，年节时尤为热闹，周边有“叶森泰”“王三和”“福露桢”“泰和信”等，经营作派饶有古风。旧校场路的“源茂泰”还允许客人划拳，有时连酒保也会参与进来，气氛煞是热闹。董家渡的“王恒裕”是老城厢资格最老的一家，他们欢迎客人赊账，年终结账时还会送客人一瓶好酒作为答谢。

传统老酒馆大抵是砖木结构的房子，门面轩敞，屋檐下挑出一面黄底镶红边的百脚旗，上书“太白遗风”或“刘李停车”，跨过门槛便是鲁迅在《孔乙己》里所描写的曲尺形的柜台，好几排老酒甏靠墙垒起，水牌上写着种种酒名。还有一口落地大缸，注满热水，杉木缸盖上开了许多圆孔，便于嵌入串筒温酒。酒保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拼酒，比如加饭拼香雪，善酿拼元红。

串筒用铅锡合金打造，老酒客沽酒一般以筒计价。串筒被醉醺醺的酒客随手摔出瘪塘，店家也不急于修复使之饱满如初，因这样装酒后就减少了分量。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说：“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

记忆中，老酒馆的背影渐行渐远

开在租界里的绍兴酒馆一般只卖酒，不卖菜。顾客若要下酒菜，可至隔壁熟食店、熏腊店买点卤鸡爪、酱鸭、熏牛舌、熏猪脑之类，再说酒馆门口永远不缺提篮叫卖的老妇，篮里有花生米、茴香豆、茶叶蛋、五香豆腐干等，最受欢迎的便是陈存仁医生提到的“独脚蟹”。 20 世纪90 年代，“王宝和”有位退休员工告诉我，“王宝和”本来也一直遵循老例，只卖酒不卖菜。后来伙计看到肥水流进了外人田，就跟老板提出顺便供应下酒菜。老板乐得顺水推舟，熟菜生意单列，让资格老的店员负责烧制，所得利润大家均分，也算一种福利。至于卖阳澄湖大闸蟹，进而做起炒菜生意，都是后来的事啦。

我旧居弄堂里就有一位湖州籍阿婆，每天一早就在狭小昏暗的后客堂，用一只煤球炉子烧一锅茶叶蛋和豆腐干，热气升腾之际，整幢房子都沉浸在五香料的香气中，黄昏时分她便提着一只杭州竹篮去云南中路汕头路拐角上叫卖，那里有两家兼售酒的面馆。有一次我妈拖着我去阿婆家商量一件小事，阿婆从一碗蛋壳爆裂的茶叶蛋中剥了一枚给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