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年从上海搬来北京，帮我照顾三个孩子，家里的厨房，自此悄然变了规矩。

我和先生多年来早已养成了北方人的脾性，尤其冬日里，无大荤“傍身”，总觉得力气和念头都要薄弱几分。而我母亲在这十几年里素菜吃得多，与我父亲习惯了清简的饮食结构，

偶尔一顿荤食超量，得靠吃几天纯素来给身体“做调整”。

母亲一来到我这儿，朋友送的乡下老母鸡，便被精细地斩成了四份，一次只取一份煲汤；我在超市里买回的绞碎的猪腿肉，被她分装在如拇指大小的保鲜袋里，一格一格的，在冰箱里被冻成了“兵马俑”。炒一盘蚂蚁上树，一家七口举筷，在满盘粉丝里寻找那星星点点的肉糜，犹如在考古挖掘现场，谨慎又礼让。餐桌上连着绿了几天，我终于代表家里的

食肉阵营向她申诉。她先是一愣，随后笑道：“我光考虑着你们年轻人为了健康该多吃些蔬菜了。”自此，汤里的鸡块增多了，盘中的肉糜也变得慷慨起来，这场荤素拉锯，最终在日复一日的炊烟里达成了和解。

提到吃素，倒是唤起了我的一些想法。这素食的身份，几十年间好似换了个模样。

早先的印象里，吃素的大概是两类人：一是庙里的修行者，二是上了岁数的长辈。在我父母那代的计划经济年岁里，饭桌上寻常看见的总是白菜豆腐，荤腥是过年的稀客，一盘红烧肉能点亮整月的期盼。那时的素食，是清贫的象征。

不知何时，风气悄悄转了。而今超市里，贴着“有机”标签的蔬菜，价格往往傲视一

旁的鲜肉；朋友若送来些自家种的蔬菜或乡野挖来的荠菜、马兰头，那简直堪比馈赠了

珍宝。据说上海有家餐厅，一颗上海崇明的罗马生菜，服务生当面手撕了拌成凯撒沙拉，

索价180 元，这让外地网友笑称“上海有自己的流通货币”。素食于此，渐渐褪去了清苦

的袍子，换上矜贵的外衣。

民间的素菜馆子，早已有之。儿时随家中长辈常去上海的“功德林”或龙华寺，那素斋

还是家常菜的模样，最多用一些魔芋、豆腐，做成简单的素虾仁和素鸭。后来风气变了，素菜馆仿佛钻了牛角尖，兴起一股“仿荤”的热潮。杏鲍菇必须炸透了，用浓油赤酱逼出牛肉的形貌和口感；豆腐、面筋更要百般矫饰，追求与荤腥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