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围绕这一重大命题，学界已形成若干富有建设性的分析路径。其中占据主导的研究范式，通常以“媒介技术”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元宇宙、区块链等新技术对新闻生产流程、传播渠道、组织形态与传播效果的影响。这一分析路径有效揭示了技术环境变化对媒体运行条件的重塑，推动了对融媒体生态、平台化传播、内容生产效率与传播效能及其评估等问题的深入讨论。这些针对新媒介技术的研究是理解当代媒体处境的重要起点，为媒体改革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基础。

诚然，这场变革率先发生在技术层面，但不应止步于技术层面。我们有必要跳出技术中心主义的桎梏，转而寻求更具系统性与全局性的分析框架。周庆安等学者将主流媒体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全局中加以考量，沿此分析路径，笔者进一步认为主流媒体提供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更是一种公共性的“知识”，发挥着公共沟通与舆论组织的功能。由此，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便不应被单纯理解为技术能力或经营模式的变革，而应被理解为新闻这一“公共知识”如何更好地嵌入公众社会生活。为此，笔者引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视角，旨在为理解新闻这一公共知识的生成机制提供认识论资源，尤其是其中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为将知识生产更好地嵌入社会实践，不断强化学界与业界、新闻媒体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而更进一步理解并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一、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及其有机生产

新闻报道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递功能，更以“新闻知识”的形态参与公共领域知识的组织与流通，构成整体知识生产链条中最接近公众的环节之一，对维系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转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工业化条件下的超大规模社会中，个体不断脱嵌于传统熟人社区，并被重新嵌入高度“原子化”的城市生活结构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直接经验联系显著削弱。新闻媒体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持续叙述与公共知识的建构，成为整合分散经验、形成共同理解的重要机制2。这种整合作用不仅关乎社会认同的生成，也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而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其“有机性”则指向一种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之间内在联结、相互生成的关系结构。在有机状态中，知识并不悬浮于社会生活之上，知识生产者在社会关系内部承担经验中介、问题组织与意义建构的角色，新闻媒体则是“社会进步的有机参与者、积极推动者而不是独立旁观者”[3]。从公共知识生产的完整链条来看，大学、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主要负责生产基础概念、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新闻媒体则处在更接近公众的位置，负责将各类专业领域的知识与新近的社会经验组织为可供公众讨论的新闻知识，并在具体情境中加以传播、解释与动员。二者共同构成了公共知识生成、流通与应用的完整链条。在两者保持有机联结的状态时，学术研究能够从社会现实中汲取问题意识，新闻实践也能够获得持续的智识资源与行动框架。因此，“新闻的有机性”体现为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与群众生活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持续互动与相互滋养的状态，使新闻知识能够不断从社会经验中提出问题，并在学术研究讨论中更新其解释力。

然而，现代社会中高度专业化与精细化的职业分工，使得知识生产日益被安置于专业共同体之中，知识生产越来越依赖内部规范、同行评价与量化指标。在某种程度上，知识不再被公众普遍体验为一种源自共同生活，并能在共同实践中被检验和修正的公共成果，而更像是某个专业系统内部的自我生产物。这种知识生产的整体生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这一知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在高度流程化与标准化的生产体系中，新闻实践开始注重明细化和网格化的劳动分工、管理层级的搭建、模式化的选材标准和制作流程[4，也因此更多被视为一种以职业规范与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专业活动。

与新闻业界这一变化同步的是，随着传播学作为“现代化”“科学化”知识体系被引入国内，原本以新闻实践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新闻学，逐渐转型为以传播过程、媒介效果与技术机制为中心的新闻传播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