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筠的“抗美援朝”题材系列长篇小说《长津湖》《交响乐》，一定程度上借鉴了20世纪50—70年代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创作手法，体现出梁斌《红旗谱》式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而在对于大历史的表现与把握方面，则表现出魏巍《东方》中“史诗性”的追求，即试图在20世纪的大历史及国际主义视域中定位“朝鲜战争”，并借助于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对于“战争”行为本身进行深入且哲理化地思考。王筠的战争文学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时刻重新塑造中国革命“政治主体”的努力。

发生在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军队第一次境外作战，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国防战争，中国志愿军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二战后，美国的海陆空军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坦克、军舰、火炮及各种轻重武器，且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彼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双方实力极度不对等的战争，两军之间的军事装备力量之悬殊超乎想象。这是一场钢铁意志对抗钢铁工业的巅峰对决，其背后的惨烈残酷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及心理承受能力，但也正是这场战争，深刻改写了东北亚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亦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向全世界显示了新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捍卫主权的意志，且经此一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人一个新阶段，即以建立一支革命性、正规化与现代化兼具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与新中国国家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一个在今日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军队、国防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之间产生了深刻、历史性地互动：“正是在高涨的战争动员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计划顺利进行。保家卫国的口号激励了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是战后恢复的主要动力；在战争中，通过结盟关系，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朝鲜战争也是加速中国成为核国家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①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被称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是在地缘政治、军事、外交、国防、工业等多个维度上展开的，那么对于这场战争的文学表现与阐释也需要写作者在多层面、多维度、多领域进行综合把握与考察的功力及能力。诞生于20世纪50—70年代的长篇巨制《东方》（魏巍）便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其后有王树增的纪实类文学《远东：朝鲜战争》亦可圈可点，虽然二者皆有其时代及文学审美上的局限性。但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要在真正意义上书写“抗美援朝战争”，无疑同时需要史诗性的宏阔追求与现实主义的过硬笔法。

出身军旅的王筠一直从事“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创作，已经出版长篇小说《长津湖》与《交响乐》，读者正在期待他的《阿里郎》。虽然身处后革命、后冷战的历史语境，但他的创作却明显与社会主义“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某种血脉关联，而与“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解构革命历史的倾向保持着某种审慎的距离。尤其是其对民族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刻意渲染，其间不难发现梁斌《红旗谱》的影子，即有着对于“中国气派”的自觉追求。在对于大历史的表现与掌控方面，则透露出追求“史诗性”的野心，即在整个20世纪的革命历史及国际主义视域中定位“朝鲜战争”，同时借助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试图对于“战争”行为本身进行深入且哲理化的思考。可以说在借助地域文化、民间伦理、饮食男女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化素材，为曾被空洞政治理念“架空”的20世纪革命与战争叙事再度填充上血肉丰满的肉身的同时，又对“告别革命”的“新历史”表述保持警惕。可以说，军旅作家王筠借助“抗美援朝”题材，利用多方的文化及文学资源，试图寻找重新回归宏大叙事与政治主体自我建构的道路。

一、饮食、方言与民俗：革命历史的“肉身

1950年9月，战场上的硝烟味刚刚散去，中国江南大地上丹桂飘香、秋色宜人，第九兵团张仁清军长麾下800人的前卫营，登上了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战士们以为此行是去山东休整练兵，然后一鼓作气解放台湾，然而车至天津突然惊觉，原来队伍是要“北上”。北上去哪，朝鲜！去朝鲜“打美国鬼子”！营长吴铁锤、教导员欧阳云逸、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大个子机枪班长孙友壮、司号员陈阿毛，这群身经百战、南腔北调的战士们，身处如此重大的历史关头，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吃”：营长吴铁锤心下窃喜，“北上”朝鲜于他而言，意味着终于摆脱了好吃却吃不惯的大米饭，而又能吃上馒头大饼了；来自大上海的教导员欧阳云逸当然偏爱南方的饮食，一心装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不免心下有些惴惴；沂蒙山区的孙友壮和李桂兰则无谓地争论着究竟是曲阜还是沂蒙山区的煎饼更筋道所谓饮食男女，食物自然也是男女恋情最好的铺垫及隐喻，“吃”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与欲望。当火车上的孙友壮梦见和老乡李桂兰一起摊煎饼，读者就猜到了看似不请风情的大个子的内心隐秘；吴侬软语、斯文清秀的上海人欧阳云逸和蓝小萍定情之时，则要配上江南水乡的炖鸭；与美军精锐“美一师”恶战前的吴铁锤，在梦里一面捧着老母亲亲手制作的烙饼卷辣椒大快朵颐，一面与酷似欧阳云梅的未来媳妇打情骂俏，令人心碎地诠释着“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

《交响乐》以聚集在朝鲜战场的一群“皖北人”

为主角，自然少不了皖北美食的加盟。正学书院的马先生，是个文脉颇深、品貌不俗的谦谦君子，他与身怀绝技的喇叭刘父子结缘隅顶口的吴记辣汤馆，作者借机浓墨重彩地渲染灵璧辣汤的美味：“浓郁，鲜香，润滑，黏而不腻，嫩而不涩，辣乎乎，暖乎乎，养肝养胃，滋补有加，再配上香喷喷的油馍”，令人垂涎三尺、心向往之。文中长衫书生为激励“不觉悟”的老人送子投军，不惜以文弱之躯千里赴戎机，在现代革命与战争的语境中诠释着传统中国“千金一诺”的美谈。马先生、喇叭刘父子相继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志愿军登记名册，然后相约吴记辣汤痛饮一场，于是令人垂涎的皖北名小吃在地域风情之外，同时兼具了家国情怀与“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怀激烈。在叙事的后半段，两军胶着的黑云吐岭高地上，喇叭刘、马先生等众多战友都牺牲了，营长李八里、政委孟正平决定包碗兔肉饺子祭奠他们。在简陋的坑道里，营长剁馅、政委和面，悲悼感伤中也自有一份其乐融融。虽然葱姜油料一概没有，甚至擀棍儿也无，这顿硬生生凑合起来的、“因陋就简”的兔肉白菜馅饺子，还是被战士们吃出了荡气回肠的气概，不输于其后上甘岭战役中的那个著名的“苹果”。且读者明白，这顿饺子过后，李八里和孟正平这对“冤家”开始了惺惺相惜，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终于结束了痛苦又危险的磨合期，有了相得益彰的可贵默契。

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对于后勤补给严重困难的志愿军来说，就连冻土豆、炒面这样维持最低级别生存保障的口粮往往都难以为继，“有时候一把炒面一把高粱米就是一条人命”。在战斗激烈的时刻，甚至军长级别的主官都经常受冻挨饿，《交响乐》中第九兵团的军长张仁清，在五次战役的后期甚至要依靠骡马草料中遗漏的黄豆果腹。身着单衣、饥肠轆的状态下用简陋的轻武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的志愿军，在彼时人间炼狱一般的长津，是用着怎样强大的精神与意志力战胜那可怕的寒冷、饥饿与毁灭性的轰炸。只是不知彼时身在异国他乡的他们，在残酷斗争的间隙，能否还能忆起家乡的亲人与故乡的饮食？“新生代”军旅作家西元的《死亡重奏》同样以长津湖战役作为背景，讲述一支无名连队在高地上阻击美军，终至全体阵亡的悲壮故事，其中有“安魂”一节催人泪下：一个叫铁钉子的小战士重伤弥留之际，在“一口热水”都没有的阵地上，指导员和战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起劲地聊起了各自家乡的美食：山东的葱花油饼，要把葱白切成花儿，用猪油炸得金黄金黄，亮亮的，贴在油饼上；黑龙江的白肉余酸菜，大蒜拌血肠，整齐地码在盘子里，吃的时候要沾上蒜酱和韭菜花；四川的熏腊肉，用的木头有讲究，要山上多油的老松枝，熏出的肉就带着股松香味，再用香葱一炒，加上麻椒，厚厚地撒上一层辣子在这乡土中国式的“安魂曲”中，铁钉子“走了”，送别他的不是眼眶里的泪水，而是战友们嘴巴里的口水和胃里的酸水。这“口述的盛宴”里是中国士兵的家国情怀与革命觉悟，是人与战士、思乡与爱国、家园与国家在具体的“吃”“食物”与唇齿碰撞中的结合，借用影评家毛尖的说法，那就在这烟火流丽、活色生香的家常美食想象中，革命历史找到了自己恰到好处的“中国肉身”。

在《交响乐》中，令革命历史与战争场面接地气的不仅仅是“食色”，更在于对方言的大胆运用，之所以说“大胆”，是因为不同于影视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四川、东北、河南及山东方言，《交响乐》中启用的是素来不常见、不讨喜的皖北方言。主人公季八里，还有其麾下的喇叭刘父子及师政治部文化教员马先生，均是来自皖北文化名城一—灵璧。借着对这几个活灵活现的灵璧“老乡”形象的塑造，作者将皖北地域的民风民俗，尤其是方言与民乐进行了全国性的“普及”工作。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大众化讨论和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之下，引出在文艺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民族形式”问题。何为“中国气派”？柯仲平如此阐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而“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②。读王筠的作品，总是会在某些时刻联想起梁斌的《红旗谱》或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可能就在于作者同样有着对于“民族形式”与“中国气派”的自觉追求。除了饮食与方言，《交响乐》中对于皖北地区各种民乐民俗、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的细致摹写，似乎都显示出像梁斌那样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的雄心。

二、“前史”：“重写”反殖斗争与土地革命

新世纪之后，重新讲述革命历史的作品或曰“红色经典”，无论影视还是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均追求传奇性与故事的流畅，热衷于草葬英雄形象的塑造，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等，在叙事方式与人物刻画上更接近于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通俗文学”，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而与有史诗性追求的《红日》《保卫延安》及《东方》有一定距离。综观王筠的《长津湖》与《交响乐》,在看似通俗传奇、颇具草莽气与江湖气的表象下，宏大与总体性的“史诗”欲望总是若隐若现，首先在于他不满足于仅仅表现朝鲜战场，而试图在更为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定位发生在异域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