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电视剧不仅承担着历史教育与价值传递的功能，也成为观测社会文化变迁与审美演进的重要窗口。从20世纪80年代《铁道游击队》等抗战剧开创的史诗性叙事，到20世纪90年代《百团大战》等剧的传奇化走向，再到《亮剑》带来的“草莽英雄”叙事模式，抗战剧的审美范式始终与时代语境紧密互动。然而，“抗日神剧”的出现导致抗战剧叙事可信性与审美价值的双重危机。近年来，我国对抗战剧在政策调控、行业自律以及观众审美等层面加强引导，其创作逐渐回归理性与严肃性。2025年央视热播抗战剧《我们的河山》《归队》《阵地》等点燃观众的爱国热情，口碑破圈，成为新时代抗战剧审美新范式的典型代表。

一、叙事重心的转移：从宏观史诗到微观叙事

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以深厚的历史传统与独特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艺术领域一面旗帜。一直以来，传统抗战剧大都以宏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再依托正面战场大型战役，如淞沪会战、百团大战等构建起全景式、史诗性的叙事模式。在强调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英雄人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是将国家、民族作为叙事主体，以全知视角展开故事情节，通过恢弘的战争场景、高密度的历史事件，传递出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怀。经典抗战剧如《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剧中虽涉及对个体命运的关照，但就整体来说仍然嵌入到宏大历史结构的叙事框架当中。

从宏观走向微观、从集体走向个人、从国家史诗走向日常经验成为新时代语境下抗战剧叙事新范式最显著的特征。这种新范式叙事通过小切□、在地化和个人化的微观视角，重构被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记忆现场，还原战争中小人物本身的处境与选择。“微观叙事是宏大叙事的有效补充，恰当运用两种写作方式，使再现叙事更为充满血肉、贴近生活，宏大叙事所自带的意识形态属性，也能够通过微观叙事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①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叙事转向，并不是对历史意义的消解，而是重新回归历史史实的本真状态，从多维度实现历史书写的情感转向与人文回归。

这一转向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在地化叙事。它强调将叙事空间置于一个具体的、可感的地域环境中，如一座小镇、一个村庄或一条河流，正是通过这一空间内所处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乃至于日常生活如何被残酷的战争撕裂与重塑，从而折射出大历史背景下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变迁。较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河山》，故事发生地不是通常抗战发生的正面战场或中心城市，转而聚焦于山东沂蒙地区一个虚构却极具代表性的“岗城县”。剧中“河山”不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国家修辞，而是具象化的土地、村庄与河流，更是世代居住于此百姓耕读传家的生存根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暴行，城县全民皆兵，誓死捍卫每一寸河山，恰如剧中经典台词：“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这是沂蒙人民抗战精神的写照，更是全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写照。正是在这样的细微之处，该剧作获得了更强大的历史阐释力和情感感染力。观众们看到的不是符号化的“军民团结抗日”，而是活生生的人在具体环境下的挣扎、抉择与坚守。土地与河流成为剧集情感的载体，家园与民族在叙事中实现有机融合，历史从而变得更加可触可感。

另一方面，个体经验的历史化呈现也被新范式所高度重视。在传统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叙事中，个体一直被嵌入茫茫历史洪流中成为集体行动的注脚，其心理真实与人性复杂度常被简化或遮蔽。抗战剧《归队》聚焦于一支抗联小队的六名普通战士，通过他们“突围、失散、寻找、重逢、变故、争取、过江、回国、归队”的九段人生历程，串联起东北抗联十四年的抗争史。该剧淡化了战争全局的俯瞰与控制，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沉浸式跟随六位失散的战士游走于莽莽林海中的参帮、以命淘金的矿区、命悬一线的日军劳工营、情义满满的土匪窝、鱼龙混杂的松林镇以及暗流涌动的牡丹江，更感同身受于他们的饥饿、恐惧、孤独与怀疑。这种叙事重心将个体置于极端环境下所展现的心理状态、伦理抉择与情感体验等，都成为剧作所要着力刻画的内容。

由此可见，微观叙事通过回归具体的人、具体的地点、具体的情境，对那些曾经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细节、情感与困境加以还原。这种叙事的转向，既是对当下观众对历史认知多元化、人性化需求的回应，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历史观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