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奚仲加马”到“甘之战”

禹是夏朝开国的王，惜寸阴治水和铸鼎分九州是其为后世所熟知的功绩。但鲜有人知的是，他当政时开启了以马为运载工具的先河。三国时期蜀汉史学家谯周编纂的《古史考》中记载：“禹时，奚仲加马。”意思是禹在位时，其手下负责车辆制造的工官（时称“车正”）奚仲用马来拉车，不但节省了人力，还提高了运输效率。

随着禹的去世，夏朝的王权交接出现震荡，其子启以一场政变取代了法定继承人伯益。《韩非子》有云“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王权的传承从此由“公天下”转为“家天下”。但启掌权后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曾和其父交过手的有扈氏部落不满启破坏禅让制度，公然表达不服之意，启便当机立断征讨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史称“甘之战”。最终，启以“灭有扈氏，天下咸朝”稳固了夏王朝的政权。

据说，当夏军与有扈氏军在“甘之野”决战时，启召见作战的将领，对他们说：“驾车的兵士若不能让车马进退得宜，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对于服从命令的人，我会在祖庙前施以嘉奖；而不服从命令的人，我将在神主前惩罚他们。”这便是有名的《甘誓》中描写的启对夏军的“战前训话”。看来，禹在位时用来拉车运货的马，至启执政时已登上奴隶社会的战场了。

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马遗存

禹、启在位时期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大致处于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王湾三期文化是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省中部，因河南洛阳王湾三期遗存而得名，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1900年。

在王湾三期文化所属的考古遗址中，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禹州瓦店（启都阳翟）等被学界视为夏代早期都城的重点“候选城”。可惜的是，这些夏代早期“王都”目前并无马遗存出土的记录。不过，在同属王湾三期文化的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地层中出土过一件马的股骨残段，残骨上竟发现了人工切割的痕迹。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大约也在这一时期，在距离河南省中部不远的豫北和冀南地区，也发现了马的“踪迹”。比如，在河南安阳的汤阴白营遗址，就出土过少量的马骨。该遗址在考古学上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它与后来成就了灿烂青铜文明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瓜葛”。

然而，这些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夏代初年人与马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呢？或许很难，动物考古学专家认为，龙山时期的这些马，不一定是人类驯化的家马，而极有可能是野马，过去不少龙山时期的马骨，经鉴定都是奥氏马。

然而，我们不能在一次次马遗骸的考古发现中迷失自我，因为“在聚落遗址中发现马”和“先民对马的重用”并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史籍中虽然记载了夏代初期马即被用于运输、军事等领域，但考古学上是否能佐证呢？这不是一句“发现马遗骸”就能搪塞的，需要具备更有力的考古证据，如车马坑、车马器等。显然，龙山时期的考古发掘成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顺着时间线继续往下捋。

“成”汤之马，亦败汤也

当广域王权的洪钟悄然在公元前17世纪敲响时，夏朝末代国王桀正为大兴土木而花样百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茅茨土阶的宫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