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项飚曾以“悬浮社会”描述当代：人人都忙着工作，就像悬在空中的蜂鸟，疯狂振动翅膀却不敢放松，可正如蜂鳥的目的只是为了在空中保持悬停，现代人的当下也被悬空了，现在失去了意义，只是指向未来的过渡工具。

这也成了焦虑、压力与内耗的根源，每个人都在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而努力，过程中充满了“应该”，却没有“快乐”。这也让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当新老人还在寻找下一份工作，年轻人却想着提前退休，或是从事自由职业。

但自由职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不是大部分人职场的“避难所”，只是内心幻想中的“锚点”，是职场不如意时，自我安慰的乌托邦，让人们短暂地逃离现实，龟缩于对“另一种活法”的憧憬中。

可残酷的现实是：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的人，辞职后也很难找到快乐。快乐不是外在环境的恩赐，只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活法，快乐就能从天而降；快乐是一种内在可修炼的能力，是王阳明口中的“身之主宰便是心”。

越是无限游戏，越需要可修炼的内在能力。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在过程中产生众多输家，并角逐出最后的赢家；而无限游戏以延续为目的，人生就是一场无限游戏，占据生命最好年华的工作也是一场无限游戏。

在名为“职场”的无限游戏中获得快乐，是一项重要的竞争力。

大势所趋下的工作美学

快乐与意义高度相关，但对蜂鸟而言，悬停的现状是对于意义感的缺失。

在个性主义并非显学的时期，缺乏意义感可以靠道德感来填补，在“工作即正义”“不工作即罪恶”的前提下，工作伦理可以创造一种道德优越性，不需要过问意义，因为那是“正确且应当”的事，就像蜂鸟必须靠着疯狂振翅，从而悬停空中。

在“正确”与“应该”的背后，是被刻意忽略的自我感受。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指出，从历史而言，工作伦理的推进激发了许多布道，尽可能灌输正确的规则和价值观。

但时代变了，如今人们身处于消费社会，消费意味着吃穿用度，以及各方面都满足自己的欲望。消费主义的兴盛将工作伦理祛魅化，社会更强调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唤醒的是个人内在的情感。

这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无论再如何强调正确性，人们依然会从工作中追寻意义感与获得感，一味强调“必须”与“正确”只会让原本紧绷的劳资矛盾持续加重，打工人试图“精神离职”，管理者则感慨下属不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一不留神还会被冠以“黑心资本家”。

在个性化时代，工作美学成了大势所趋。

齐格蒙特认为，对于现代人而言，工作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的轴心，不再是道德改善和忏悔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受到美学的审视，对于工作的价值评判标准必然包括了愉悦体验的能力。

可就像每场恋爱都是在开始之前，对方才是完美情人，每个工作也是在开始之前，才是一份完美事业，想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并不容易，而“干一行，怨一行”最大的输家，其实是自己。

在工作美学不可避免地影响每个人情感与价值判断标准的当下，有哪些接地气的方法，才能让人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建立自己的世界

想要做到快乐，厘清快乐的定义与边界是第一步。

“与工作相互成就、能在工作中感到幸福快乐的人很少，很多管理者都做不到。就像有些老板颐指气使，或是坐在老板椅上数钱，又或者持续把自己搞得很忙，但那真的是快乐吗？我认为不是，那更像是填补空虚，顶多属于一种满足感。”1994届宝洁校友、思码管理咨询创始人王烈说道。

满足感与快乐的最大区别在于“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