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平时很少会谈论“死亡”。在为先人祭扫时，当看到墓园的花坛里、大树下、壁龛里也都安放着骨灰时，有人或许会猛然感到，自己触碰到了一个无比坚硬的东西。

这种坚硬来自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撞击。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每个人最后的落脚点也都随之移动。在历史的惯性里，中国人重视“入土为安”；而城镇化四十多年里，土地越来越稀缺，传统的丧葬观正在悄然改变。两根轨道的交叉之处，我们何去何从？

墓园的变迁，与群体心理的变化同频，是社会变化的投射。墓被用来安放逝者，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标示生者正以怎样的姿态“活着”。只是在很长时间里，死亡是禁忌，是要被排除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异常事件。以至于在近几年的公共讨论中，人们对“养老”和“临终关怀”思考渐多，“殡葬”却始终未被充分关注。

当社会走到这个阶段，个体化、老龄化、少子化的潮流先后袭来，墓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的人往生何寄？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找到港股上市的知名殡葬企业福寿园，在它所经历的30年变革中，捕捉其中端倪。

福寿园最早成立于上海，2013年在港交所上市。目前，福寿园在全国16个省市的40多座城市开设墓园服务及殡仪服务，管理墓园30余座。今年清明祭扫高峰期，其旗下各地墓园总计接待超过65万人次。

塑造一个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

现在回看，苏州墓园经营者们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如此之多的上海人自愿选择安葬在异乡，一个从未定居，又不是老家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蘇州经营性公墓被逐渐推广到上海，至90年代初期，已有约30万上海人的墓安在了苏州。

“旅长”，谈及1991年把苏州的墓地推销给她的那位销售员，上海企业主陈婷这样称呼。之所以被大家称为“旅长”，是因为这位销售自称手里管着1 000多个墓穴，且办事干练，极善交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许多个如“旅长”这样的人物，在上海四处寻找关系，将村里开发的墓地卖到了成千上万家庭。陈婷当年工作的单位，有5个人向“旅长”购买了墓地。陈婷他们家，一买就是10多个，其中包括家族祖辈的墓穴和父辈的“寿穴”。

在一段特殊时期，上海的公墓服务是中断的，几座建于1949年前的公墓被废除。改革开放以后，当社会行驶到新的轨道，根植于传统与人性的需求快速释放。上海人开始到江浙两省购买墓地。而在这些购置地中，有“天堂”之称的苏州是最有吸引力的。

上海人购买在苏州的墓地，主要集中在吴中区的穹窿山与旺山，胥口镇也有一部分。穹窿山与旺山紧邻太湖，山上墓穴背山面水。清明时节，登高眺远，祭扫者便能见到青山簇拥下的太湖水面。

在当年的亲历者看来，传统观念中所谓的“风水”和价格是苏州公墓畅销的原因。“从传统眼光看，买墓地，依山傍水的山地是首选”“当时，这里的墓地价格在几十元到3 000元不等，3 000元的墓地已经是品质很好的了，价格低于当时上海的经营性公墓”，苏州一位公墓管理者分析。

激进的销售攻势也是苏州公墓能够迅速打开市场的原因。苏州山上的墓园当年大都由村里管辖，销售们身段灵活，积极性十足。“当年整个行业里，苏州墓地的代理占了‘半壁江山’。”一位30年前进入殡葬行业的从业者回忆道。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经营性公墓已经开始频繁获批，到如今，已有45座。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依然有不少上海人被导向苏州。“其中原因，首先因为上一代人买在那里，下一代人就会考虑买在同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当时信息闭塞，大家都没有手机，殡葬行业也不能做外墙广告、电视广告，只能在报纸中缝登小广告，知道信息的人还是少。”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裁赵小虎回忆。

当年建成的这些苏州公墓里，高大的花岗岩墓碑成排成列自山顶排布，相互之间紧挨着，有着强烈的秩序感和人工性。墓园中满是柏树，遮天蔽日。种植松柏的做法得自中国传统：孔子喜爱松柏，将之喻为君子，在唯一保存至今的氏族墓孔林，始终是古柏森森。很大程度上，这投射出当时人对身后世界的想象——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深邃幽暗，庄严肃穆。

蔓延于苏州市郊山地上的公墓就像是一个大发展时代投下的侧影。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都市，每个人都像是坐上了赛车去追求物质的丰足，出发时都不知道自己会跑多快。一切都是新生的，没有人愿意留在原地。似乎所有人给这座城市的定位就是“发展”“生产”“日新月异”。而“死亡”这个话题，则被有意无意地抛在脑后。

另一方面，许多上海居民的农村老家，同样面临大拆大建。人们回到老家把坟迁出，但下一站，先辈的墓又要去往哪里？

就在这个短暂的空白期，包括苏州这些公墓在内的一批经营性公墓出现了。那里不会拆迁，非常安静，是高速发展社会背后难得的栖息地。

在当时，它们提供给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一个“入土为安”的“安”字。

将“死亡”拉回日常世界

福寿园国际集团总裁王计生当年提出的改造方案，改变了中国人对墓园的视觉印象。视觉改变背后的观念变革在于：“死亡”被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也就是王计生提出的“阴事阳做”。

清明前的上海福寿园，杂树生花，桃红柳绿。西区的草坪上，坐着3个身穿汉服的女孩，两位摄影师正在为她们拍摄。